장경체（長慶體）

唐代詩人白居易﹑元稹所開創的以《長恨歌》﹑《琵琶行》﹑《連昌宮詞》為代表的七言長篇敘事歌行體。唐穆宗長慶四年(824)﹐元稹為白居易編集﹐題作《白氏長慶集》﹔元稹自己的集子﹐後亦題名《元氏長慶集》。“長慶體”係由此得名。
“長慶體”之稱﹐最早見於南宋後期詩人戴復古的詞作和劉克莊的《後村詩話》﹐戴復古有《望江南》詞四首﹐基三云:“詩律變成長慶體﹐歌詞漸有稼軒風。”劉克莊《後村詩話》在比較杜甫的《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》與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時說:“此篇與《琵琶行》﹐一如戰士軒昂赴敵場﹐一如兒女恩怨相爾汝。杜有建安﹑黃初氣骨﹐白未脫長慶體爾。”戴復古以“長慶體”對“稼軒風”﹐所指還比較寬泛﹐劉克莊則已明確地以“長慶體”指稱《琵琶行》一類詩歌。但與戴復古﹑劉克莊同時的嚴羽在《滄浪詩話‧詩體》中卻只開列了“元白體”﹑“元和體”而無“長慶體”﹐說明“長慶體”之稱在宋代尚未普遍流行。
“長慶體”作為一種確定的詩體名稱廣為流行﹐是在清初以後。詩人吳偉業大量採用這種體制進行創作﹐寫下了《圓圓曲》﹑《永和宮詞》等名篇﹐後人從而傚之﹐此體遂大行於世。袁枚《隨園詩話》卷四引同時人《讀梅村詩》云:“百首淋浪長慶體﹐一生慚愧義熙民”。即指吳偉業仿傚元白的七言長篇敘事歌行。林昌彝《射鷹樓詩話》云:“七言古學長慶體﹐而出以博麗﹐本朝首推梅村。”可見吳偉業學“長慶體”而又有所發展變化﹐因而後來又被稱為“梅村體”。“梅村體”實際上是“長慶體”的一種變格。
“長慶體”的特點﹐大致有三方面﹕從內容上看﹐多敘寫時事。往往選取具有典型性的人物或事件﹐通過兒女之情和悲歡離合來反映具有時代和社會意義的主題。例如《長恨歌》和《琵琶行》﹐一寫宮闈帝妃的愛情悲劇﹐一寫民間歌女的悲涼身世﹐即為“長慶體”常用的兩種題材。從形式上看﹐為七言歌行。雖屬古體﹐卻又多用律句﹐間用對偶﹐只是不象近體那樣有嚴格的格律要求﹔同時又數句一轉韻﹐平仄韻間隔使用﹐以求得音調的協調圓轉和抑揚變化。所以也有人稱之為“七古新調”(朱自清《唐詩三百首指導大概》)。從表現手法和語言風格上看﹐以鋪敘為主﹐往往敷寫淋漓﹐並注意敘事與抒情相結合﹔語言則要求豐富多采﹑婉麗纏綿。袁枚《仿元遺山論詩》其二云:“生逢天寶離亂年﹐妙詠香山長慶篇。就使吳兒心木石﹐也應一讀一纏綿。”即道出了“長慶體”語言方面的特點。
前人對“長慶體”也有一些不同的說法﹐例如﹐紀昀在《瀛奎律髓刊誤》中批白居易七律《杭州》詩稱“此所謂長慶體也”﹐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稱范成大五古《西江有單鵲行》﹑《河豚嘆》“兼雜長慶之體”﹐是將七律﹑五古也視為“長慶體”﹐這與後來通行的“長慶體”概念有所不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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